转摘《失败的多元文化主义？》
因而给欧洲带来有分量的文化刺激、宗教摩擦。
由于西方国家发生的穆斯林“权益”被压迫事件，如戴头巾上学、不露肉的泳装、在911归零地建清真寺等，很多舆论强烈抗议主流权威打击弱势文化，让我陷入一个很矛盾的思考---多元文化主义，什么时候或什么阶段才是足够宽容呢？
然后就看到弟弟最近登的栏文，罗里罗嗦，但觉得有了一个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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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多元文化主义？
继德国总理默克尔之后，最近英国首相卡梅伦也高分贝地宣称其国业已实行多年的国家多元文化主义（state multiculturalism）政策已失败，因其无法有效地通过推介某些自由主义理念来塑造集体共识及认同，以引导并整合少数族群，结果导致某些人， 尤其年轻一辈因感觉“无根”而受到宗教极端主义所感召，甚至为“暴力意识形态”所荼毒。
默克尔和卡梅伦的观点，恐怕不是孤立个案，近些年来，的确常听到不少西方的政界、宗教界，乃至学界人士提出类似言论。他们主要针对的，其实是数量庞 大的穆斯林少数社群，认为其人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荫庇，乃至怂恿下，并不积极与主流社会来往、融合，甚至自成独立、排外的圈子，奉行一些违反主流文化和价值 观的习俗及信仰，以至滋生并散播极端思维，甚至连一些本土白人都被“极端化”了。坦白说，部分欧洲人已在担忧欧洲的“阿拉伯化”，惟恐所谓的“欧拉伯” （Eurabia）会成为事实。
公平而言，如卡梅伦者，的确有对其所批判的宗教极端主义和宗教本身做了区分，而非不分青红皂白地乱轰一通，不过其言论还是勾起不少穆斯林的不满，谴 责他如此选择性、针对性地聚焦穆斯林社群，会很不得体地助长本已非理性地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虽说的确有部分宗教极端分子是在西方国家被“启发”和进 行非法活动，但由此而高调地拿穆斯林社群及其文化认同说事，实在叫人情何以堪。无论如何，于此可见西方社会的少数群体还是享有颇宽敞的表达空间，这可得拜 西方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所赐。
多元文化主义原本就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具体方案，提倡的是人们的“文化权”、“话语权”，以及由此而能催生的积极效应，如社会和谐、文化繁荣、人文荟 萃、国际化、全球化等。然而，今天如卡梅伦等所批评的，乃如此方案对于移民社群和异文化的放任、绥靖态度，却导致一些关键的主流价值无法被贯彻，甚至被蔑 视和挑战。某些欧洲人尤其介意的，乃一些被称作“英国性”、“德国性”、“法国性”等的“文化主体”被轻忽，乃至消解掉，但也有些人只是担心西方的世俗主 义、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等传统可能不保。
老实说，如此的文化危机感，也并非仅限于西方，如中国和印度便各有部分主张“儒教法统”和“印度性”（Hindutva）者对西方文化的“凌驾”深 感紧迫，汲汲于建立“本教”主权。虽说上两个世纪被西方征服和殖民的历史，导致中印两地的“文化主体”早就被赶下神台（民国初年的康有为确曾高呼“保教” 以维系“国魂”，惟却不受落），西方文化已部分成为主流，而且也培养了几代的自由主义、世俗主义，乃至彻底的亲西方、恋西方的知识分子，但近年来颇见本土 文化的复苏，以至开始出现质疑西方主流之正当性的声音。
至于伊斯兰社会，则向来就有挺强的伊斯兰主义传统（虽说伊斯兰主义是个新名词），即使曾被西方殖民过，也不曾怀疑伊斯兰文化的正统地位。当源自西方 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俗主义等在一些非西方社会所向披靡之际，伊斯兰世界始终保持着颇强的宗教本位意识，少数西化的精英根本无法扭转局面， 以催生如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反传统潮流。当科学和民主被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用来合理化对传统的无情批判时，主要的伊斯兰知识分子却在寻 找两者和传统之间的对话及融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虽然也是欧洲文明的延伸，深受启蒙传统，包括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影响，但诚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美国人，尤其于广大的 “圣经带”（Bible Belt），其实是有其“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也即基督教新教渊源及色彩浓厚的某种泛文化认同。之所以，虽无所谓的“国教”，然于一些国家层次的官方仪式上，美国人并不避忌或隐 或显地带入基督教元素（甚至连奥巴马总统都得一再“担保”本身是基督教徒）。或许这正是部分美国人也如欧洲人那样，对伊斯兰教也带有明显的防卫心理之故， 诚如所谓的“归零地清真寺”风波所彰显的那样。
总言之，不论东西方社会，其实都有一定的文化本位和主体意识，视之为其共同体（可能是部落、民族、国族、文化或宗教群体）的本质及精神所在。当欧洲 文明从18世纪起开始借所谓的“现代性”主导世界的发展态势后，或许不少西方人以为本身的文化已确立了无可质疑的“普世”地位，所以毋须强调其“西方 性”。然今天因全球化之故而面对移民和异文化的大举涌入，结果部分西方人在普世的“梦醒”之后，开始意识到捍卫自家传统的必要，这其实与晚清以来部分中国 人因西方文化之强势涌入而掀起的“国魂”及“国学”情结，不无相通之处——中国人也曾以为华夏文明是“普世”的。
简言之，除了文化冲击，梦醒之后的西方人其实也感受到了某种“信心危机”，所以开始追溯其传统的“国性”或“民族性”，以至于强调开放、包容但“消 极”的多元文化主义不得不被检讨和拷问，乃至被宣判为失败了。当然，较之中国人所经历的，如此信心危机还不算太深刻——毕竟形势还没那么严峻；只不过，显 然某种“西方性”情结已开始冒芽了。不论是“英国性”、“德国性”、“法国性”、“美国性”或“基督教性”的诉求，都难免会涉及某种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形塑 及传承，这或将是众西方社会之文教体制会越来越侧重的文化工程。
作为一位传统主义的同情者，我其实蛮了解和肯定所谓“国性”或“民族性”的情怀及论述，不过也觉得应当警惕其沦为“过度积极”，以至于不但因僵化、 狭化而不利于文化的传承及发扬，乃至还因恐惧和排他，而窒息了文化的更新和丰富。不管是欧洲或美国，的确应致力于保存、发扬其主流文化、主体价值，包括其 深厚的基督教底蕴和“普世”的现代性，否则会是人类文明的大损失。惟这当儿，开放和包容也是必须的，只是如何协调两者，的确有考人们创造新价值、新秩序、 新文明的智慧。
质言之，对于传统之本位和主体的坚持，不一定是负面的，毕竟从全球的格局来看，这也符合多元文化主义重视“文化权”和“文化多样化”的本意。现代化 若意味着各地传统的凋零乃至消亡的话，会是人类的悲剧。我们应当感谢传统主义者为人类悉心保存各种历史悠久、多姿多彩的文化——若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 的排他性霸权姿态，或者借传统来包庇各种违反人性和人权的观念及行为的话（这表示保障个体主权的普世价值及标准还是得树立的）。
或许，多元文化主义并未面临失败，而只是来到了一个转折点，必须扩大其格局和活跃其背后之普世价值，如提升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之核心理念的广、深度 及合法性（这一点倒与卡梅伦有共鸣），尤其是突出个体主权的正当性及神圣性。所谓的“和而不同”与“天赋人权”，实可作为多元文化主义在肯定多元中确立某 种基本共识，以及挺立社会正义的两大相辅相成之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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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如何立体诠释普世价值，让社会每个阶层都一清二楚，由谁来做，与何时可以包容异文化，何时拒绝，恐怕还是有得争执。
传统但违反人性和人权，还是应该拒绝的，如---女性原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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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您说，我听着：